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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论文

论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

时间:2019年07月02日 所属分类:文学论文 点击次数:

摘要: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引论,论说魏源四大名著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作用,即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开启经世致用学风,《圣武记》为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思想之启蒙与?#23478;?#28023;国图志》开启师夷长?#23478;?#21046;夷时代新风,《默觚》对治学与治国理政的启迪与贡献。 关键词:

  摘要: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引论,论说魏源四大名著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作用,即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开启经世致用学风,《圣武记》为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思想之启蒙与?#23478;?#28023;国图志》开启“师夷长?#23478;?#21046;夷”时代新风,《默觚》对治学与治国理政的启迪与贡献。

  关键词:中国近现代史;启蒙;《皇朝经世文编》;《圣武记》;《海国图志》;《默觚》

近代史研究

  一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

  ?#25910;?#22312;2011年发表的《陶澍应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》一文中,曾对以1840年的?#40644;?#25112;争为近代史的起点提出过质疑,因为那样会使那位卒于?#40644;?#25112;争前夕(1839年)的陶澍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,被排除在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研究范畴之外,而陶澍?#35789;?#19968;?#30343;?#23454;在在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。而?#33402;?#20063;与?#40644;?#25112;争前,即嘉庆、道光时期的清代学风已经出现转折,以陶澍、贺长龄、魏源、龚自珍等为代表的经世派人物的崛起,使学术风气由空疏陈腐向经世致用转变,儒学传统思想已开始迈向近代转型的历史事实不相符。

  因此,我提出应根据学术研究风气的?#23548;剩黄?#26087;有习惯以?#40644;?#25112;争为近代史起点的观念,而考虑将近代史的研究范畴提前十几、二十年,改从道光初,至少从道光五年(1825)贺长龄、魏源编辑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和陶澍主持进行漕运改革算起。今天看来,这种考虑的理由?#27973;?#20998;的,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依据。

  第一,从政治、经济方面来说,从1644年明王朝灭亡,清世祖顺治开元的清王朝,至道光五年已有了181年的历史,其政治、经济已由康乾盛世走向衰落。至乾隆后期,吏治极其腐败,贪污贿赂公行,出现了和珅这样专权、贪婪的宠臣作威作福,致使“川楚匪乱,因激变而起,将帅多倚和珅糜?#33945;?#20360;,久无功”(《清史稿》卷三一九,《列传一〇六·和珅传》)的被动?#32622;妗?#33267;嘉庆年间,白莲教起义蔓延鄂、豫、?#38534;?#24029;、甘五省,?#20013;?#26102;间达九年,朝廷消耗大量军费、资财,农民更加痛苦不堪。加上?#40644;?#36208;私急剧增加,白银大?#23458;?#27969;,国家财政已濒临?#35272;!?#28165;朝的封建统治,已处于内外交困、岌岌可危的境况。

  第二,从思想、文化方面来说,清朝盛行的乾嘉考据学已经到了无益于世事的没落境地,上述那样波及范围广、使清朝统治受到“痛深创巨”打击的起义事件,竟然没有从当时学者们的论著中有所?#20174;常?#36825;说明当时学术文化脱离社会?#23548;?#24050;到了何等?#29616;?#30340;程度!为挽救社会危机,一些头脑较为清醒、敏锐的士大夫,主张将学术、政事、文章一以贯之,于是一股强大的经世社会思潮勃然兴起,其首要目标就是扭转空疏的、脱离?#23548;?#30340;学风。

  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爱国心,魏源成了这一经世社会思潮的重要领军人物。他首先把批判的锋芒直指造成学术颓废的乾?#39759;?#23398;,认为它“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”,称考据末流为“浮藻饾饤”,而主张“通经致用”,以经术为治术。他和龚自珍一起,揭露和批判“衰世”可怕的种种黑暗社会现实,包括科举、吏治的弊端,主张“更法”和改革,开近代经术与政事相结合的潮流。

  正如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所说:“后之治今文学者,喜以经术作政论,则龚、魏之遗风也。”所以嘉道年间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这一经世社会思?#20445;?#26159;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忽视的。从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作用而言,中国近代史以魏源代贺长龄编辑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、开启经世致用一代新风的道光初年为起点,是比?#25103;?#21512;中国历史?#23548;?#30340;。本文拟就魏源一生与时俱进,?#32676;?#32534;著出版的四大名著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《圣武记》《海国图志》《默觚?#26041;?#34892;?#27835;觶?#25581;?#25512;?#23545;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启蒙作用。

  二、开启一代学风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

 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?#29486;?#20026;突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和?#23548;?#32773;,其突出贡献首先是受贺长龄之托编辑《皇朝经世文编》,开启近代中国“经世致用”的学术务实新风气,也标志着魏源经世思想的成熟。魏源从小志向远大,曾书写对联“读古人书求修身道,友天下士谋救时方”以自许。至道光五年他32岁时,应邀入聘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,受托编辑一部清代有关经世的文选,这正是他“谋救时方”大显身手的机会。

  于是他本着学术必须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结合,并解决?#23548;?#30340;社会问题这一宗旨,广泛阅读清代开国以来至道光五年间的各家奏议、文集和方志等文献,精心遴选其中“存乎实用”的文章共2236篇,包括论著、奏疏、官书、信札等,文章作者达702人。魏源在代贺长龄所作的《叙》中,?#24247;?#21464;革是历史的必然,要把国家治理好,就必须针对那些产生种种弊病的过时的制度、规例提出改革的措施。

  他说:“昨岁之历,今岁而不可用,高、曾器物,不如祖、父之适宜;时愈近,势愈切,圣人乘之,神明生焉,经?#31216;?#28937;。”在《皇朝经世文编五例》中,他确立了编选此书的五项原则,即审取、广存、条理、编校和未刻,其关键的一条是审取,即选取文章要有严格的标准。而总的标准就是“书各有旨归,道存乎实用”。在此总的标准之下,他提出编辑取舍的主要原则:?#30343;?ldquo;凡高之过深微,卑之溺糟粕者,皆所勿取”;二是“凡于胜国为药石,而今日为筌蹄者,亦所勿取”;三是“凡古而不宜,或泛而罕切者,皆所勿取”。也就是说,他选录文章的标准,第?#30343;?#26377;用,空洞玄虚之论、陈腐过时之议,一概不选;第二是对今天有用的?#33073;。?#23545;于前朝有用而对今天已经失效的也不选。

  一句话,选文的标准是有益于实用和时务。魏源编辑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的重大意义,是鲜明地举起“经世”的旗帜,用以与清代以来长期盛行的?#20056;觥?#31354;疏、不问政治的学风相对抗,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的问题上来。此书既是?#20174;城?#20195;社会和历史的重要文献,?#36136;賈展?#31359;着经世致用的精神,所以“数十年来风行海内。凡讲求经济者,无?#29615;?#27492;书为矩矱,几于家有其书”。

  在魏源的家乡湖南,更是“三湘学人,诵习成风,士皆有用世之志”。当时在湖南流传的?#30343;资?#20013;,还这样写道:“欲把?#24605;?#19975;病除,《皇朝经世》一编书。”后来成为同光中兴重臣的左宗?#27597;?#23558;此书视作“体用俱备,案头不可一日离”的必备书,并且督促女婿要多读这样的有用之书。可见此书的刊行,很大地促进了湖南经世学风的兴起和湖南近现代人才的成长,不仅为后来的学术界开启了重视实学、经世致用的学风,而?#19968;?#24320;了变法维新、除弊改制的先声。

  三、“后王师前王”的反?#33268;?#20891;事著作

  《圣武记?#36153;黄?#25112;争的炮舰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,然而还没有?#36152;了?#24050;久的这位东方雄狮震醒。战争的结果是泱泱大国被来自西方的小国英国打败,于道光二十二年(1842)八月,清廷代表在南京长江江面英国军舰上与?#33268;?#32773;签订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。魏源这位“积感之民”忧心如焚,他为战胜敌国、救亡?#21363;?#32780;发愤完成了一部探索清代盛衰的当代史。

  全书十四卷,约四十万字。其内容,先记清代开国、平定三藩叛乱、康乾年间为巩固统一而进行的战争,肯定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“战胜于庙堂”的许多功业,后记苗民、白莲教、天理教等农民起义的发生和统治者的镇压,并在记述中?#21290;?#27665;力物力的盛衰、人材风俗进退消长的根源,用以体现清代盛衰的大势,揭示?#40644;?#25112;争失败的深刻社会政治根源。

  可见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探究本朝盛衰之由、兴替之渐的当代史著作,而且是讲求拨乱之道和匡时之策的政论宏篇,尤其是他对练兵之方、整军之策、筹饷之法、应敌之略等方面的详细论说?#22270;?#35299;,对指导当时进行的反?#33268;?#25112;争,确实具有较强的实用性。书中“小变则小革,大变则大革;小革则小治,大革则大治”[1]291的变革图治思想,至今仍对我们的理政治国和改革开放有着现实的指?#23478;?#20041;。

  魏源在《圣武记》的序言中,既揭示?#25628;黄?#25112;争失败的重要根源,又深刻指出,要使中国?#30343;?#22806;国欺凌而日臻富强,首先必须振奋人心,改革弊政。他说:“今夫财用不足,国非贫,人材不竞之谓贫;令不行于海外,国非赢,令不行于境内之谓赢。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,不忧不逞于四夷,而忧不逞志于四境。”[1]

  1因此他认为,当前国家的问题很多,但最重要的是人才不足、纲?#22836;?#24347;。只有人才进,军政修,人心肃,国威遒,令行禁止,才能四方宾服,国家强盛,即所谓“人材进则军政修,人心肃则国威遒。一喜四海?#28023;?#19968;怒四海秋。五官强,五兵昌,禁止令行,四夷来王,是之谓战胜于庙堂”[1]2。

  其最终的落脚点是:当今国家能否知耻发愤,革新?#35760;浚?#20854;取舍成败都决定于朝廷,关键是“庙堂”上的帝君和大臣。《圣武记》的中心思想就在于“战胜于庙堂”,它隐含着对道光皇帝的批评。因为?#40644;?#25112;争失败,在许多关键问题上,是由于道光帝的“庙算”失误。因此战争失败应由道光帝负责;现在要转败为胜,转弱为强,其关键也在于道光帝。所谓“后圣师前圣,后王师前王”,就是指的道光帝。

  《圣武记》?#30343;?#27491;是以其强烈的现实感和总结历史经验为抵抗?#33268;?#26381;务的爱国主义思想,受到广大爱国志士、热血青年的欢迎。不仅当时“索观者众,随作随刊”,供不应求,三次重订后也与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一样翻刻不断,民国时期还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易名为《清代武功记》印?#23567;?#27492;书不仅数年间即风行海内,且很快流传到海外的日本和韩国。

  日本著名的“开国论”者佐久间象山读到《圣武记》,感到?#27973;?#24778;奇,发现书中的论说往往与自己的见解不?#32423;?#21516;,便将魏源列为“海外同志”。日?#25937;四?#20123;年摘录翻刻的?#23567;?#22307;武记采要》《圣武记拔萃》《他山之石》等多种,为其研究清史和后来的明治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。《圣武记》还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,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。其前十卷叙事,记叙自清代开国、平定三藩至道光初镇压教民起义的大小战事实例,基本?#20381;?#20102;清代前期历次重大战争。

  后四卷“武事馀记”,对兵制兵饷、练兵之方、整军之策、筹饷之法、应敌之略以?#26696;?#38761;银、铜矿务章程和币制等重大的军事、经济问题,都记述详尽,议论精辟,内容十分丰富,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,是后世研治清代前期战争史和民族关系史的基本史书。魏源著此书所用的材料,主要来自他在北京做内阁中书舍人时,从“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、?#19990;?#20256;说”中摘录下来的,还包括采录自许多事件经历者本人的回忆录、年谱等材料,并融合了他研究古代兵书、注解《六韬》《吴子》?#31471;?#23376;》等书的心得体会。

  正因为《圣武记》中的实战经验和军事理论相结合,具有很强的实用性,其便与魏源后来的《海国图志》一起,奠定了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上军事家的地位。日本人?#25112;?#27589;堂在其《圣武记采要序》中,说他为?#25628;?#27714;“防英夷之术”,读遍我国战国以降至于明清的“兵家之书《六韬》?#31471;鎩貳?#21556;》?#31471;?#39532;法》……之类,不止百数部,而求其可取以用于今日者廑廑而已矣”。但读了《圣武记》之后,认为魏源身历?#40644;?#20043;变,对英夷侵入之情状“得之乎耳目之所及”,“是以能详其机宜,悉具?#38382;?hellip;…则其实用或倍乎?#31471;鎩貳?#21556;》矣”①。

  因而近代以来,国内外研究魏源军事思想的文章日渐增多,认为魏源的军事思想标志着近代中国军事变革思想的萌芽,为中国军事涉及军事思想、军事理论、军事组织、军事技术、军事近代化起?#35828;家?#20316;用,特别为近代湖南军事杰出人才的涌现发挥了一定的启蒙引领作用。

  四、开启“师夷长?#23478;?#21046;夷”时代新风的《海国图志》

  ?#40644;?#25112;争以前,古老的中国长期以“天朝上国”自居,狂妄?#28304;螅?#32780;把自己并不了解的外国视为“蛮夷之邦”。战争发生后,朝廷统治集团先是盲目虚骄,继而战和难定,庙算失误,最后是屈膝投降。?#31185;?#21407;因,除了自己的军队已腐朽不堪之外,对外国事务的极度茫然无知也是重要的一点。

  亲临定海抗战现场,曾为当时指挥官裕谦“聚米画沙”解说作战?#38382;?#30340;幕客魏源,正是深刻地意识到不谙“夷情”不足以“制夷”的重要性,于是在林则徐组织翻译的《四洲志》(不到九万字)的基础上,广?#26680;?#38598;资料,奋笔疾书,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纂成《海国图志》五十卷,道光二十七年(1847)增订为六十卷,咸丰二年(1852)再次增订为?#35805;?#21367;。

  五、治学与治国理政的经典论著

  《默觚》魏源的成名大作中除上述三种对后世的影响最大、启迪最为长远之外,还有一部收编在《古微堂内集》中的《默觚》,可说是魏源论治学与治国理政的经典名言集。此书是从研究《诗经》开始的。魏源字默深,觚为简牍,书名“默觚”即意指是魏源的读书笔记。它分上下两篇,上篇《学篇》十四,下篇《治篇》十六。各篇下隶子目,分列若?#21830;酰?#20840;书总共165条。它言简意赅,每条最短的仅数十字,最长的也只有七百字左右。《默觚?#20961;皇?#22312;一个集中的时间内写成的,是魏源一边读书,一遍札录并写笔记、心得,积一段时间之后再分类编纂而成的。

  参考文献:

  [1]魏源.圣武记[M]//魏源全集(第三册).长沙:岳?#35789;?#31038;,2004.

  [2]陈旭麓.中国近代史十五讲[M].中华书局,2008.

  [3]赵烈文.同治六年五月初六日[M]//能静居日记(第二册).长沙:岳?#35789;?#31038;,2013.

  [4]魏源.海国图志(附录二)[M]//魏源全集(第七册).长沙:岳?#35789;?#31038;,2004.

  [5]康有为.?#30340;?#28023;自编年谱[M].上海:中华书局,1992.

  [6]梁启超.戊戌政变记[M]//饮冰室合集.上海:中华书局,1989.

  [7]?#21290;?#21516;.莽苍苍斋诗卷第二[M]//?#21290;?#21516;全集.上海:中华书局,1981.

  历史方向刊物推荐:《近代史研究》杂志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专业学术研究刊物,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;创刊于1979年,初为季刊,1984年改为双月刊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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